1940年5月13日凌晨，肥城县六区张店村（今属肥城市湖屯镇）发生了一场八路军地方部队攻打日伪据点的激烈战斗。双方交战中，25岁的六区区委宣传干部、共产党员于伯衡奋勇当先，不幸中弹牺牲，为抗战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于伯衡，原名于岱平，1915年生于肥城县穆家河村（今属肥城市湖屯镇）一个贫苦家庭，3岁时母亲患病，因无钱医治含恨而逝。于伯衡在父亲、胞姐的抚养和乡亲们的照顾下长大成人。在艰辛的生活磨练下，他养成了吃苦耐劳、正直善良的优秀品质，在父老乡亲中间享有良好口碑。于伯衡8岁那年，父亲节衣缩食将他送进学校读书，期盼儿子将来学业有成，成为国家的有用之人。于伯衡深知求学机会的来之不易，学习上刻苦，生活上节俭，各门功课均名列前茅，深受老师的器重和同窗的推崇。3年后，于伯衡以优异成绩考入张店高级小学，但此时家境日艰，父亲无力供他继续读书，他被迫辍学务农。老师和乡亲们知道此事后，都认为于伯衡是个人才，失学可惜，于是纷纷伸出援手，一分一厘地为他凑足了学费。于伯衡感恩涕零，从此学习愈加用功。求学期间，他在进步教师王冠五等人的教导下，逐渐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立志学好文化，革除弊政，救黎民于水火。1936年，于伯衡高小毕业后，考取了泰安小学教师短训班，结业后分配到五区（今肥城市王瓜店街道辖境）马庄小学任数。教学之余，他经常和进步教师一起议论国家大事，探讨救国救民之路。1937年日本市国主义蓄意制造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率十万大军不战而逃。日本侵略军侵占济南的消息传到肥城，激起了全县人民的强烈义愤，广大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径，号召人民奋起抗战、抵御外侮。是时，于伯衡一马当先，四处奔走呼吁，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坚决打败侵略者。他针对当时有些人散布的亡国论调，豪迈地挥笔写下了“且待十年论兴亡”的条幅，在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民族危亡之际，肥城籍共产党员张维之、徐麟村、李文甫等人陆续回到家乡，宣传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举起了抗战大旗。在抗日活动中，于伯衡结识了共产党员张维之，进一步受到教育和启发，断然投笔从戎，在张店一带组织起一支20余人的抗日游击队，走上了武装抗敌的道路。1939年初，经路明堂、张殿林介绍，于伯衡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中共六区区委会，负责宣传工作。

1939年1月，于伯衡和刘新章从张店村出发，到曹庄（今属肥城市老城街道）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刚一出村，就遭遇了下乡“扫荡”的日伪军，二人拔腿就跑，敌人紧追不舍。于伯衡故意沿着大道飞奔，掩护刘新章抄小路脱险。于伯衡未能逃出魔掌，不幸被捕，被关进了县城（老城）日军宪兵队。敌人对于伯衡实施了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于伯衡坚贞不屈，始终咬定自己是个教书的，其他什么也不知道。日军无计可施，将他移交伪警察所关押。汉奸们也想撬开他的嘴巴，在主子面前邀功请赏，便软硬兼施，变本加厉地威逼利诱。于伯衡面对敌人的淫威，始终没有动摇，恼羞成怒的汉奸把他关在露天监狱，以冻饿交加的恶毒手段肆意折磨，企图迫其低头就范。但于伯衡矢志不移，初心不改，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他的铮铮铁骨感动了一些伪军看守人员，有的偷偷给他送饭和衣物，有的对他表示同情。

于伯衡被捕后，党组织和乡亲们心急如焚，千方百计予以营救。县长李文甫亲自托请人际关系，从中斡旋疏通；乡亲们多次凑钱出面担保。经过多方努力，敌人在得不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于1941年1月将于伯衡释放。于伯衡出狱后，不顾自身遍体鳞伤，硬是拖着虚弱的躯体参加了抗日工作。党组织让他休息一段时间，于伯衡却坚定地说：“同志们都在流血拼命，我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

1940年4月，日伪军为切断泰肥山区抗日根据地与大峰山（位于肥城、长清交界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派日军一个班、伪军一个小队，在张店村安设了据点，并建立了六区伪政权，对抗日工作造成很大威胁。为此，中共肥城县委决定趁敌人立足末稳，拔掉这颗“钉子”。5月13日凌晨，八路军泰西军分区部队一部和肥城县独立二营，在六区武装配合下包围了日伪据点。熟悉地形的于伯衡奋勇当先，带领爆破组快速迂回到日军驻扎的院墙外，竖起了梯子。他怀着对敌人的满腔仇恨，抢先攀梯而上，掏出手榴弹，拉响导火素，正要扬臂甩出，不料一颗子弹射进他的胸膛。他忍着剧痛，将手榴弹投向院内敌群。在手榴弹爆炸的同时，他一头裁落梯下，壮烈牺牲。战士们高喊着“为于伯衡报仇”的口号，与敌人展开激战。这次战斗虽然没有攻克日伪据点，但对敌人造成了重大打击。第二天，驻肥城县城的日军慌忙派出汽车，把张店据点的日伪军全部撤走。自此，敌人再也没敢在张店安设据点。

于伯衡牺牲后，党组织和乡亲们怀着悲痛的心情，把他安葬于湖屯镇北部的陶山脚下，使其英灵与大山共存，雄魂与青松长伴。

文章来源《泰安英烈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