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 年 12 月的一天，在苏联首都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亲切接见了为保卫红色苏维埃政权而壮烈牺牲的中国“红鹰团”团长任辅臣的遗孀张含光及其子女。列宁夸赞任辅臣是“勇敢的战士，出色的指挥员，优秀的布尔什维克”。1958 年春节，周恩来总理对张含光说，任辅臣同志在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他是我们的先烈，他的革命业绩是我们国家的光荣。1987 年 11 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联合签名的贺信送到了烈士之子的家中，贺信写道：“值此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70 周年前夕，谨向您表示共产主义的敬意和衷心祝贺这一重大意义的节日。”1989年 11 月 2 日，苏联驻华大使特罗扬诺夫受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托，在北京举行隆重仪式，向任辅臣追授红旗勋章，表彰其在苏俄国内战争期间的特殊功勋。

任辅臣，字佐卿，祖籍肥城市边院镇小任文村，1884 年 4 月 28日生于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镇西堡镇河夹心村一个农民家庭，祖上闯关东辗转落居于此。河夹心村地处辽河岸边的低洼地带，十年九涝，经常遭受洪灾的肆虐。任辅臣 5 岁那年，家中十几亩田地被大水吞没，庄稼颗粒无收。其父任有德无奈，被迫卖掉田产，携家带口流落到铁岭县城西南银冈附近搭建 3 间小屋栖身，靠拾荒维持生计，间或贩卖秫秸、瓦盆贴补家用。任辅臣自幼饱尝生活的艰辛，很小就帮助父兄干活，培养了吃苦耐劳、勇于任事的品格。任辅臣 7 岁那年，因家中无钱供其上学，只得随舅父吴秀才断断续续免费读了 5 年私塾，12岁考入铁岭银冈书院。15 岁时，他为了纾解家困，应招沙俄东清铁路（“中国东方铁路”的简称，即后来的中东铁路）书记员，并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俄语。两年屈辱的雇员生涯使任辅臣目睹了沙俄帝国主义的专横残暴、晚清地方政府的软弱腐败和穷苦百姓的水深火热，萌发了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思想。1901 年，他毅然辞去沙俄雇员职位，官费考取奉天（今沈阳）警员教练所。在这里，他发奋读书，刻苦锻炼，广泛涉猎各种知识，成长为一名有思想、有学识、有能力的有志青年，盼望着有朝一日大展宏图、报效祖国。1902 年，18 岁的任辅臣毕业后回到铁岭，在县警察局当了一名警官，翌年春天与银州城（今铁岭市银州区）姑娘张含光结婚，育有三个子女。婚后的张含光在丈夫的鼓励下参加了平民劝学所，成为铁岭城内冲破封建礼教束缚、带头入学读书的新女性之一。

1905 年下半年，任辅臣擢任辽宁省新民县警察署副署长。1907年初，为追求救国救民的理想，他以壮士断腕的果决放弃优越的警官职位，经进步沙俄青年军官瓦夏等人介绍，北上哈尔滨，在东清铁路护军司令部主办的俄国军官学堂担任汉语教官。其间，他参加了布尔什维克（苏共前身）秘密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滨工人团，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08 年，任辅臣秘密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1909 年夏，他的革命行踪暴露，受到东清铁路沙俄当局的迫害，并为此身负枪伤，在铁路工人的掩护下逃出

虎口，潜入齐齐哈尔隐身，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完成了布尔什维克交付的各项任务。1911 年，任辅臣服从布尔什维克巴库委员会的派遣，通过原警员教练所老同学的推荐，出任黑龙江省警察总署直属的巡警队队长一职。彼时，沙俄政府趁中国军阀混战之际，肆无忌惮地蚕食我国边界领土。任辅臣率领巡逻马队，受命于中方勘界代表、黑龙江都督宋小濂，负责巡察黑龙江沿岸中国一线和中蒙边界，确保中方的领土不受侵犯。任辅臣履职期间，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是掩护被沙俄政府流放到东西伯利亚地区的“政治犯”，帮助他们潜渡到黑龙江境内避难。1912 年，沙俄反动政府发现一个重要的布尔什维克“政治犯”被中国巡逻队掩护起来，便向黑龙江都督府发出通牒，限令 48 小时之内交出任辅臣。宋小濂假戏真做，虚张声势地抓捕了任辅臣，并煞有介事地下了一道通缉令，暗中却把他送到中俄边界的东宁县（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宁市），出任水上警察局局长。他利用职务之便，继续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指示，转送、掩护同党“政治犯”。除此以外，他还经常越过绥芬河出境，到指定地点参加布尔什维克的秘密会议，传递了大量的重要文件和宣传品，得到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高度信任。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作为协约国的中国无力出兵参战，根据协定，中国政府以派遣华工的方式到协约国后方参加苦力劳动，一时间大批华工开赴欧洲各国，其中进入俄国的就有几十万人。同年岁末，俄国富亚公司在哈尔滨招募 2000 名华工从事开矿、伐木劳动。任辅臣根据布尔什维克的指示，接受了中国行政当局的指派，以中国外交署官员和华工事务主持人的双重公开身份，率 2000 名华工远赴俄国乌拉尔地区比尔姆省的阿拉巴耶夫斯克矿区，开始了艰辛的生活旅程。1 年后，其妻张含光带着 3 个未成年的子女不远万里、千辛万苦抵达阿拉巴耶夫斯克小城，协助丈夫和广大工友战胜恶劣环境、摆脱病痛折磨，以羸弱的身躯支持了任辅臣的工作。1915 年至 1916 年，沙俄反动当局对革命志士的镇压极其残酷，但这没能阻止任辅臣的秘密活动，他一直与布尔什维克党员马斯钦克保持单线联系。1916 年，在布尔什维克地下党的指导下，任辅臣开始在华工中秘密建立革命组织，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组织领导了一场以取缔非人待遇为目的的华工大罢工。华工们在斗争中加强了团结，提高了思想觉悟，当中涌现了大批革命的同情者和追随者。1917 年十月革命前夜，任辅臣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帮助下，开始秘密筹集资金，购买枪支弹药，打制大刀长矛，为工人起义做准备。十月革命成功后，任辅臣迅速组织全矿区近两千名华工参加了红军，编入第三军第二十九步兵师，命名为“中国团”，番号为二二五团。任辅臣被任命为团长，政委由苏联红军派出的干部担任。

1918 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帝国主义的仇视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叛乱双重挑战，随时都有被颠覆的危险。而当时苏联东部战区的形势尤为险恶，各路白匪军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气焰嚣张，十分猖獗。坚持在东部前沿作战的中国团在团长任辅臣的率领下，配合苏联红军展开了英勇的战斗。他指挥的第一次战斗在阿拉巴耶夫斯克矿区附近的一个村镇展开，一举全歼该镇守军，首战告捷，军威大振。白匪军不甘失败，组织强大兵力进攻阿拉巴耶夫斯克矿区，中国团将其彻底击溃，获得上级的嘉奖。是年的春季到秋季，任辅臣率领的中国团转战于东部战区杜拉河、卡马河一带数个战场，与敌人交战近百次，杀得白匪军丢盔弃甲、望风披靡。特别是在阿克塔伊河附近，中国团成功挫败了数倍敌人的疯狂进攻，并乘胜追击，一直推进到上都拉，大获全胜，由此受到苏共中央的表扬和嘉奖。任辅臣的累累战功，也有其夫人张含光的一半。她一直负责中国团留守处的工作，历经千难万险，克服重重困难，为前线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养和兵员，保证了前方将士的战斗需要。

1918 年 5 月下旬，苏军内部的捷克军团 6 万多人在帝国主义的煽动下发生叛乱，与高尔察克白匪军纠合在一起，向苏联红军发起猖狂进攻，形势极度紧张。危急关头，革命导师列宁发出号召：“我们去做最后的决战啊！”任辅臣统领的中国团响应列宁的号召，参加了歼灭捷克军团的多次战斗，向敌人发起猛烈反击，夺取重要的战略支点——新杜林斯克站，与敌军重兵把守的拉亚镇对峙。一个月后的10月21日拂晓，任辅臣指挥中国团骑兵部队发起突然袭击，冲进敌营，将装备精良、兵强马壮的白匪军杀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毙敌数百人，俘敌 300 多名。苏共中央为此颁发嘉奖令，命名中国团为“红鹰团”，并于战后第 6 天举行了隆重的授旗仪式。

1918 年 11 月上旬，任辅臣率部转战在乌拉尔地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一线，连续打了几个硬仗，重挫敌军的锐气。白匪军集结强大兵力向西发起大规模反扑，一度攻占具有战略意义的托博尔河大桥。苏军指挥部急令防地红军夺回，但几次进攻均未奏效。最后，苏军司令部将夺桥任务交给了中国红鹰团。任辅臣临危受命，率团赶赴火线，连续两次猛攻均被敌人的强大火力所阻。紧急时刻，任辅臣命令二营营长桑来朝组织敢死队拼死一搏。山东大汉桑来朝挥舞两把大刀，高喊着“中国战士为保卫第一个工农政权前进”的口号，最先冲上桥面。敢死队迎着枪林弹雨前仆后继，怒吼着杀入敌群，展开惨烈的肉搏战。在奋力厮杀中，桑来朝中弹牺牲，大批战士倒下，而敌军的机枪也变成了哑巴，乱作一团。任辅臣趁机率部一拥而上，全歼守桥白匪军，夺回了大桥。中国红鹰团因此被苏联人民誉为“中国英雄军”。

1918 年 11 月中旬，任辅臣统帅的中国红鹰团继续战斗在东部抗击白匪军的第一线，在库尔干大草原上配合苏联红军部队追剿白匪军。他们不惧冰天雪地的恶劣气候，克服天寒地冻的极端困难，与敌人斗智斗勇、连战连胜。一天晚上，人困马乏的中国红鹰团宿营卡马斯河畔的叶洛沃村，不料被反动地主分子告密，白匪军从三面包围了叶洛沃村，凭借猛烈炮火步步逼近。任辅臣指挥部队奋起抵抗，付出 300 多人牺牲的代价后突出重围，进占乌拉尔地区的维亚火车站，扼守这个咽喉要道。而高尔察克白匪军要实现进攻莫斯科的图谋，必须首先占领维亚火车站，于是他们摆出一副志在必夺的架势，叫嚣要把维亚火车站变成英美国家武装起来的“坚壳核桃”。一场惨烈的车站争夺战不可避免，攻守双方都做好了血拼的准备。战斗打响后，中国红鹰团在任辅臣的指挥下严防死守、寸土不让；白匪军则凭借优势兵力，一波接一波地蜂拥进攻。战事异常激烈，一时呈现胶着状态。这时，白匪军炸毁了维亚至韦尔赫纳的铁路，切断了中国红鹰团的后勤补给线。任辅臣面对军需物资日益匮乏的险境，沉着冷静、指挥若定，在当地革命群众的大力支援下，打退了敌人进攻，牢牢地控制着火车站。战至 11 月 29 日夜，极度疲劳的中国红鹰团栖身军列暂时休息。狡猾的敌人冒充红鹰团士兵，骗过值守岗哨，突袭了军列。任辅臣指挥红鹰团顽强抗击，终因车厢狭窄、兵力展不开而战败，除少数人突围外，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没有一人屈膝投降。任辅臣在左臂重伤的情况下，一直战斗到打光最后一颗子弹、流尽最后一滴血，为保卫红色苏维埃政权献出了年仅 34 岁的生命。

任辅臣团长牺牲后，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均表示了深切哀悼，并于 1918 年 12 月 28 日在《公社社员报》发表讣告，称颂任辅臣：“由他组织领导的中国团部队曾是我们战线上最坚强、最可信赖的部队。作为世界革命的忠诚战士，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伟大的事业。”为了表达对烈士的尊敬，苏维埃政府将任辅臣的妻子张含光及 3 个子女接到莫斯科居住，苏联红军第三军第二十九师还专派一个班的战士作为护卫。1 年后，张含光谢绝革命导师列宁的真诚挽留，舍弃优厚的生活待遇，携子女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新中国成立后，张含光又婉拒了政府的特别关照，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于 1975 年 5 月 11 日病逝，享年91 岁。

     文章来源《泰安英烈故事》。(根据《肥城红色记忆·肥城党史资料总第二十一辑》（中国文化出版社，2020 年 8 月）载铁岭市档案和党史文献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张雅莹撰《十月革命与中国红鹰团》一文编写)

（赵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