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26日，农历庚辰年腊月二十九，除夕，时任中共肥城县委统战部负责人的赵宝衡被日伪军逮捕后关进县城（老城）大牢。起初，敌人许以高官厚禄，企图收买诱降。面对敌人的利诱和说客的花言巧语，赵宝衡始终就是一句话：“我赵宝衡宁可移头，不可移志！”斩钉截铁，铿锵有力。敌人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残忍地用尽一切酷刑，将赵宝衡打得皮开肉绽，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始终没有屈服，更没有泄露党的秘密。一次行刑时，气急败坏的敌人把一壶滚开的热水浇到他的头上，烫瞎了他的一只眼睛，全身隆起一串串燎泡，疼痛难忍，痛苦万分，但他仍然咬紧牙关，不吐一字。惨无人道的刑讯场景，令一些伪军目不忍睹，悄悄地劝他：“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还是应了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赵宝衡摇头拒绝：“我现在唯等一死，别无其他选择。”敌人的严刑拷打持续了5个月，始终没有撬开赵宝衡的嘴巴，便决定将其处以极刑。1941年6月，临刑前敌人问他：“就要送你上西天了，还有什么话要说？”赵宝衡淡然一笑，昂首答道：“死在你们的屠刀下，我觉得很光荣。遗憾的是，我看不到你们失败的下场了。”说罢从容就义，时年35岁。

赵宝衡，原名赵传玺，1906年生于肥城县二区王晋村（今属肥成市仪阳街道办事处）一个富裕家庭。赵宝衡自幼勤奋好学，读书十余载，192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齐鲁大学。父母企望他学成后步入政界，求得一官半职光耀门庭。但接受进步思想熏陶的赵宝衡不屑与贪官污吏为伍，毅然回到了故乡王晋村，帮助乡亲纾困解难。王晋村地处丘陵，十年九旱，人畜用水需到1公里以外的菜园肩挑人抬。赵宝衡决心改变现状，运用所学知识帮助父老乡亲解决吃水难问题。他脱下长衫，挽起裤子，首先在自家的地里试打了三眼深井。在他的引导下，乡亲们增添了打井治水的勇气和信心，终于在村南和村东成功打出了四眼饮水井，破除了地下无水的固有观念。母亲见他一身汗水一身泥地日夜劳作，心疼地抱怨道：“早知你念了大学还是砸坷垃，就不该花那份冤枉钱供你上学。”赵宝衡笑道：“娘的钱没有白花，解决了大家的用水问题，乡亲们不会忘记您老人家的功德。”

不久，肥城县教育界有识之士推举他出任县民众教育馆馆长一职。他深知民众教育是富国兴民之本，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上任伊始，他即与进步知识分子、县督学李森堂和肥城县第一高级小学校长葛阳斋一起，团结广大教职员工，组织民众学文化、学科学，对学生进行时事教育。同时，他开办了“同乐书社”，向渴望光明的师生和进步知识分子提供进步书刊。九一八事变后，赵宝衡等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痛恨切齿，秘密对学生进行反内战、反独裁、反投降教育，引起了国民党肥城县政府的不满。1931年冬，赵宝衡被调往家乡王晋担任高级小学校长。

在王晋高小校长任上，他多方联系，收集购买进步书籍，办起了图书馆，成立了读书会，吸引大批进步教师和知识分子踊跃参与读书活动，探求救国之道。在读书会上，赵宝衡公开赞扬苏联十月革命，赞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一次，他问校友陶国恩：“你知道苏联这个国家出什么吗？”陶国恩不加思索地回答：“出庄稼呗。”赵宝衡补充道：“苏联不但出庄稼，而且还出革命，出工农政权。中国的‘朱（德）毛（泽东）’就是要叫中国也出这些。”赵宝衡的话迅速在学生们中间传开，激励孙诗贵、袁文建、赵衍祥、孙子源、王正南、董殿贵等20多名热血青年投身革命事业。

1937年七七事变后，赵宝衡义愤填膺，终日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希望唤起民众，驱逐倭寇。9月，他同张维之、葛阳斋、李森堂等组织教育界人士在王晋小学集会，商讨抗日救国大计；尔后又在石横召开教育界人士大会，创办了抗日救国训练班，全县300余名小学教员、青年知识分子参加了集训。赵宝衡的儿子赵衍春、侄子赵英斋及其本家孙子赵学明等人均参加了集训，并先后加入抗日队伍。不久，徐麟村（中共党员）、募阳斋等人组织抗日游击队，赵宝衡积极协助筹集武器。经过他的动员，两户人家献出了枪支。同时，他自己还出钱买了两支钢枪捐献给抗日游击队。1938年1月1日，日军占领肥城，学校被迫停课。失去教职的赵宝衡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了抗日救亡工作上。上半年，他经李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积极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939年3月，二区民主选举抗日区长，赵宝衡被推举为二区第一任抗日区长。有人问他：“从前家里一直想让你步入政界，谋个一官半职，你死活不干。现在形势这样紧张，你怎么乐意干这个穷区长呢？”他笑了笑说：“以前的官净是些贪官污吏，所以我不干。现在是民意，众人是圣人，违背民心就会成为孤家寡人，所以我愿意为父老乡亲效这个力。”履职后他不负众望，首先带领乡亲们开展减租减息工作。当时，他们家祖孙三代有6人参加革命工作，按规定应该受到优抚，但他从未享受这些待遇，而是从自家做起，带头实行减租减息。他到处宣传，国难当头，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我们决不能眼看抗日将士饿着肚皮打敌人。在他的带动下，二区的减租减息进展迅速，各项工作有声有色。

1939年9月，赵宝衡的侄子、共产党员赵英斋在宁阳县被敌人杀害。赵宝衡比赵英斋大六七岁，二人既是叔侄关系，又是亲密战友。赵英斋的牺牲，使赵宝衡十分悲痛，也使家人为赵宝衡担忧。好心的妻子苦劝无果，索性把他的手枪藏了起来。赵宝衡耐心地开导说：“英斋是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死的，我如果不拿起枪同敌人战斗到底，岂不做了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这样一来，就会有更多手无寸铁的百姓惨死日军屠刀之下。作为一名抗日战士，岂能刀枪入库、坐以待毙？”他的妻子被一席肺腑之言说服了，将手枪还给了他。同年11月22日，汉奸张相兰率领匪众，冒充八路军东进支队，偷袭了二区抗敌动委会驻地董南阳村（今属仪阳街道），动委会主任李江等4人壮烈牺牲。赵宝衡当时借宿动委会办公场所的隔壁，听到枪声后迅即越墙突围，幸免于难。事后，有坏人当面威胁他：“李江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劝你还是赶快悬崖勒马。”赵宝衡坚定地说：“我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你们还有什么伎俩，尽管使出来，我赵某奉陪到底。”敌人的恐吓没有吓倒赵宝衡，二区的抗日工作非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更加扎实有效。

1940年夏，日军在泰西地区增设了据点，并在各区、乡建立了伪政权。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中共肥城县委决定调赵宝衡专事统战工作，发挥其人脉广泛的优势，分化瓦解敌伪势力。听到他工作调动的消息，大家依依不舍，希望他能留任，继续领导二区的抗战事业。赵宝衡说：“共产党员以服从组织需要为天职，对抗日工作不能挑挑拣拣，更不能在职位高低上打转转。”1940年下半年，泰西抗日形势开始恶化。赵宝衡遵照党的指示，不避艰险，利用各种关系开展争取伪军反正工作。1941年1月，日伪军在二区下庄（今仪阳街道东下村）安设了中心据点，伪区长李瑞超曾是赵宝衡的学生。赵宝衡决定利用师生关系争取李瑞超投诚。而李瑞超却是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奸猾之徒，对老师赵宝衡表面上毕恭毕敬，背地里却包藏祸心。1941年1月26日，李瑞超谎称商量弃暗投明事宜，邀请老师赵宝衡到下庄据点会面。同志们觉得李瑞超不怀好意，不同意赵宝衡赴约；家人也以年关（27日春节）为由，极力劝阻。赵宝衡却说：“以前都是我找他，现在他反过来主动找我。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不可错过。况且，我已答应了他，岂能食言违约？退一步说，我和他还有一层师生关系，即便事情谈不成，他也不会对我怎么样，大家不必过度担心。”不料，赵宝衡的守信践约，将自己送上了不归路。

赵宝衡壮烈牺牲的噩耗传遍肥城，抗日军民无不为之悲痛惋惜。他的战友们决心惩治汉奸卖国贼，为革命烈士报仇雪恨。曾经担任赵宝衡通讯员的赵传荣只身深入下庄日伪据点，同一天晚上抓捕处决了两个汉奸头目，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从此下庄据点的日伪军深居简出，整天提心吊胆，生怕遇上八路军。

（根据《泰安先驱》第三集载丁道才、雷茂坤、刘长水文章，泰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材料等资料改写）

（赵学法）